拾遗·外人

  哥哥是一九六八年年底生的，生在龙凤场隔壁乡的深山里，属猪。

  那年父亲二十四岁，在彭水山里当赤脚医生。他把家安在那个地方，不是为了自己。父亲的生母——我们的奶奶——早在五九年就饿死了，留下父亲和同母异父的么爸。后来么爸被人收养，收养他的人家就在龙凤场隔壁的乡下山里。父亲把家安在那儿，想著自己常年在外行医，新婚的妻子能就近照应这个可怜的弟弟。他是哥哥，哥哥照顾弟弟，天经地义。可他那时候能做的，也不过是把家安在么爸附近，给那份手足情留一个能相互守望的念想。

  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。一九七一年，父亲二十七岁，离婚。哥哥跟著生母走了。那年他三岁。

  三岁的事，他大概不记得了。但有些东西，不是用脑子记的。他被从那个家里带走的时候，父亲在彭水山里，母亲——他的生母——带著他走了。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。他后来一辈子都在跟“欠”这个字较劲，根子大概就埋在那儿。被带走的人，总觉得自己是被丟掉的那一个。被丟掉的，就不敢再欠任何人。

  一九七二年，父亲和母亲结婚。母亲十九岁。她嫁过来的时候就知道，丈夫有过一段婚姻，外面有一个三岁的孩子。她什么都没说。没过多久，哥哥从生母那里送过来了，四岁。他叫母亲“妈”还是什么都不叫，没人告诉我。但他来了，母亲就养著。

  那时候父亲还在彭水。一年探亲假二十天，算上路途，真正在家的日子不过十四天。家里就母亲、哥哥。后来姐姐出生，再后来是我。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，在村里从不让人。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，或在田间地头故意刁难，她几句话就顶回去。泼辣，硬气，像一株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野草。可到了哥哥面前，她的稜角全收起来了。不是怕他，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。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。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，就只能一直给。

  哥哥从小不缺钱。父亲觉得自己常年在外，亏欠了这个儿子。母亲觉得自己是后娘，更该大方。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使劲，使劲的方式就是给。他要多少给多少。他不知道母亲在酒厂洗酒瓶手上长满冻疮，不知道母亲在猪棕厂手上起血泡，不知道母亲在印刷厂浑身油墨染上咳嗽。他只知道开口就有。我和姐姐不一样。我们从小没有零花钱。不是父母不给，是我们知道不能要。这个家里，有些东西是留给哥哥的。不是父母偏心，是我们自己看懂的。

  他十二岁那年，母亲病重，父亲把她接去彭水治疗。姐姐早就被父亲带去彭水养喘病了，家里只剩我和哥哥。么爸从xz回来探亲，照看我们。

  那段时间怎么过的，吃了什么，睡了哪里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哥哥带著我，漫山遍野地跑。他放学回来，把书包一扔，就带我去田埂上、去竹林里、去溪沟边。他不怎么跟我说话，但他的手一直攥著我的手腕。过田坎的时候攥得特別紧，紧到疼。我没挣，也没说。我们兄弟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

  有一回哥哥犯了错。么爸让他去打猪草，他背著背篓出去，跟村里的大孩子打了一下午牌。回来的时候，背篓里下面垫著树枝，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草，看著满满当当，一扒就露馅。么爸没骂他，只是让他站在院子里，不许动。

  我端著碗在门槛上吃饭。夕阳照在院坝里，哥哥站在那儿，脸上的汗一颗一颗往下淌，嘴唇乾得起了皮。我夹了一筷子菜，跑过去，踮起脚往他嘴里塞。他愣了一下，没张嘴，眼睛往么爸那边瞟。么爸走过来，把我碗收了，说你也站过去。

  我就站过去了。站在哥哥旁边。他站著，我站著。他不动，我不动。

  站了一会儿，腿酸了，不敢走。偷偷拉了一根小板凳过来，坐在哥哥腿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尿憋不住了，也不敢走。摸了个空碗，背过身去，接了一碗尿，搁在凳子底下。哥哥低头看了一眼，嘴角抽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么爸在屋里看见了，背过身去，肩膀抖了抖。

  那天晚上，哥哥躺在床上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以后別跟我一起站。”

  我说：“哦。”翻了个身，睡著了。